整整两年多的幽禁生活，张飞时常借酒浇愁，既颓废又无奈，苦不堪言。
可是他的家眷和族人们却对这种生活十分满意，日子过得十分安逸，悠闲且惬意，乐在其中。
不仅如此，他的家眷和族人还时常在他耳边絮叨，劝他切莫一意孤行，遇事需冷静，不可莽撞，而后便是替李利说好话，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在他们眼里，李利俨然是完美无瑕的仁义君子，大仁大义、大慈大悲，实为世间绝无仅有的大好人。
每次听到这些极其空洞，近乎于虚情假意的劝告，张飞便忍不住生气，却又无言以对，无从反驳。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拎着酒坛子一顿狂饮，喝得酩酊大醉，酒醉之后耳根子就彻底清静了，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一醉解千愁，抛开烦恼与忧愁，在无尽惆怅中酣然睡去。
置身于这种处境当中，张飞固然愁肠百结、生不如死，但他的家眷和族人们的所作所为亦在情理之中，本身并没有错。毕竟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一生所求就是图个安稳的生活，除此之外没有过高的奢望和要求。
他们没有张飞的凌云壮志，亦无他那份执着而坚定的坚持，或者说是愚忠，他们只忠于自己和家人，只看现实生活处境。当他们的诉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不仅安于现状，还对眼前所拥有的生活十分珍惜，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安稳而平静的生活，不愿得而复失，更不会让它轻易溜走。
对于他们的诉求和愿望，张飞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理解并不代表接受。无论如何，张飞都无法心安理得的接受这一切，可是他又无力阻止家眷亲属们接受这份沉重的馈赠，而这就是张飞苦不堪言、痛不欲生的源头所在。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就在张飞、关羽等人迫于家眷和族人的压力不得不屈服的时候，他们预料之中的劝降并没有到来，李利仿佛忘了他们的存在，不闻不问，以至于他们一直在忐忑之中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
直到李利平定徐州返回长安之后，一声令下，便将张飞、关羽二人调到军中战骑营，担任名不符实的副将副统领。
自始至终，李利既没有接见他们，也没有询问他们各自的意愿，更没有半句劝降的话，而是直接下令让他们二人前来军中任职，听候差遣。
这就是李利收服张飞、关羽二人的始末，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直截了当，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端是干脆利落。而且，效果很好。接到调令的张飞、关羽二人，尽管满肚子怨恨，却不得不遵从军令，前往自己所在的战骑营点卯，参与营中将领议事。
这是因为，虽然张飞和关羽二人不惧一死，一千一万个不愿意替李利卖命，但是有一个原因促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事与愿违的抉择。这就是，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在他们身后还有阖家老幼及族人上百口。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是被他们连累，才被集中起来送到长安，从而跟他们住在一起。是以他们纵有一死了之的大无畏气节，却不能对这些受牵连的族人置之不理，更不能弃之不顾，无论如何都要给这些人一个满意的交待。这是人生在世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人不能无群，更不可能无视家眷和亲属的存在。
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娘生父母养的，否则他根本无法生存。个人理想和志向抱负，往往需要屈服于现实处境，服从于现实生活，从而做出许多违心的决定，做出事与愿违的事情。而这么做的原因只是为了生存，不仅是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还要顾全亲属和族人。
张飞、关羽等人的现实处境便是如此。按照他们预料中的设想，被俘之后必将遭遇威逼利诱，亦或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降，从而将他们收为己用，让他们替李利卖命，为他打天下。可是事实却与他们事先的设想背道而驰，预料中的劝降根本没有出现，甚至于李利根本不和他们见面，无需任何交谈，便直接将他们调到军中效命。
面对如此情形，张飞、关羽二人又能如何，敢抗命不尊么？
正是因为他们心不甘情不愿的被招进军中，使得他们秉持出工不出力的态度跟随大军出发，对行军打仗之事漠不关心，俨然是身在西凉心在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于是，心不在焉的张飞便自然而然的成为周瑜掌军立威的目标，沦为其树立威信的“替死鬼”。可是张飞本人并没有“替死鬼”的觉悟，反倒摆出破罐子破摔的姿态，俨然将两年多积累下来的憋屈和怒火一股脑的全都发泄出来，摆开架势，公然与西凉众将对峙大堂。
然而他却忘了，他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儿”，并非孑然一身，他身后还有一百余口家眷和族人。是以他自己脑袋一热便把这些亲人都抛之脑后，可惜的是他暴怒之下可以忘却这些人的存在，却不代表别人也会像他一样健忘。恰恰相反，别人对他的处境记得清清楚楚，片刻不曾或忘。
周瑜和李暹二人都对张飞的处境知之甚详，尤其是他的直属上司李暹。从张飞调到他帐下听用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如何驾驭这头“犟驴”，很清楚“犟驴”的软肋在何处。再加上李暹本身地位超然、身份特殊，这就使得性情暴躁如烈火的张飞，下意识中对李暹礼让三分，俨然将李暹和周瑜区别对待。以至于，他敢公然驳斥周瑜，，却不敢对李暹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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