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此打击，李佑也下定放弃继续西进的计划。
这一次西征算是结束了。
也算是达成了一定的目的。
整个黔中被拿下了，夔州这个战略要地也被拿下。
只是夔州之战带来的损失巨大。
损失了两万多兵力。
参将以上将领阵亡了十二名。
已经是无力西进了。
李道宗这次算是不胜而胜了，尽管没有守住夔州，但也给南唐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不过他也付出了代价，他的左臂和右脚受伤，虽然用金疮药包裹了起来。
然而撤回金州后，发现感染起来。
内外加攻，自然就一下子病倒了。
尽管如此。
依旧一边修养，一边筹划收复夔州的事宜。
他已经被任命为川东节度使。
然而，李道宗的伤势太过严重，一时之间根本没法进行战争。
他也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治疗伤势上。
一时无法大战。
于此同时，远在长安李治，又得到了好消息，夔州一战大胜。
尽管其实这只是战术胜利，他还是丢掉了黔中等地。
然而他一年之内两度获胜，一时间有些飘飘然起来。
果然马屁精许敬宗找到机会，
立刻恭维他说：“圣上英明神武，太宗皇帝可没有打赢过，可见陛下远比先帝还要厉害。”
“你这个家伙......”
李治听了这话，心情极佳。
许敬宗的确说的没错，夔州之战，虽然是战术胜利。
但也提高了自己的威信。
他们发现李佑的军队也不是神仙。
极大的增强自己的自信。
竟然宣布明年宣布改元“显庆”。
其实这次胜利算是一个由头，他早就想改掉“永徽”的年号了。
永徽这个年号，是长孙无忌为首的辅政大臣拟定的，意味着李世民贞观的延续。
以后的治国理念将继续秉承李世民的遗训和治国思想。
简单说就是李治要在父亲李世民制定的框架下治理国家。
永徽这个年号取的特别美好，可是李治干出来的几件事却是完全跳出了这个既定框架，还啪啪的打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为首的辅政大臣的脸。
第一件事，李治把李世民的才人武媚娘从感业寺接入宫中，纳为辰妃。
如果李世民地下有知，估计会爬出坟墓，大骂儿子不孝。
第二件事，废除了李世民定下的儿媳妇王皇后。
第三件事，摧毁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势力。
再加上他和武媚娘的儿子出生了。
改元，表示李世民的时代彻底结束，属于李治的时代已经来了，既然自己能当家作主了，李治和武媚娘就要大动干戈，把不顺眼的和有阻碍自己的人该清除的清除，该贬的贬。
自然不能再用长孙无忌定下的年号了。
晦气。
他之所以没有如同历史上杀掉长孙无忌，只不过因为他面对的政治局面更差。
为了表示宽宏大量，自然不会大行杀戮。
然而胜利之后，他有了杀掉长孙无忌的想法了。
他对长孙无忌恨之入骨。
当李治痛哭“我怎么忍心给亲舅舅定罪”时，后人都被他出色的演技迷惑了，于是后人都把杀害长孙无忌的罪责推给了武则天和许敬宗、李义府。
被人一惦记。
长孙无忌父子的好日子算是结束了。
在姚州流放的几年。
其实长孙无忌过的还挺不错。
这时候的流放还是有一定待遇的，没有满清那时候的样子。。
毕竟这时候人都是劳动力。
唐朝流人虽然按照规定戴着枷锁赶路，赶的路程也是根据律令执行，一般流人都是依靠步行到达目的地。
但是长孙无忌能享受到开恩的，可以骑驴或者赶车去往发配地。
唐朝法律规定，流人在被发送边疆时，自己的妻妾也要跟随，发遣前不得进行休妻行为。
为的是维护流人家庭的稳定，调动流人在发配地的劳动积极性。
所以长孙无忌算是全家整整齐齐到了姚州。
流放到边远地区的流人，一般任务有镇守边疆，在所在地耕作屯田，或者修缮长城、仓库等的任务。
姚州地处偏远，自然也得如此。
一般来说，流人会在发配地服役一到三年，年满之后也不能返回原籍。
长孙无忌也没有去当兵。
反而是直接加入到当地的户口，和当地的百姓一样赋税徭役。
起初长孙无忌到了这地方，非常不开心。
毕竟对于权力动物来说。
没有权力就等于杀了他。
自然不甘寂寞。
一直在流放地联络旧部，意图东山再起。
可惜人一走，茶便凉。
这是官场定理。
何况长孙无忌是当今陛下的仇人呢？
谁又敢去给长孙无忌说话？
旧部渐渐淡忘了长孙无忌，他的信仿佛石沉大海，没人理睬了，写了半年，他写明白了，知道写信没有用了。
他才发现自己这种做法于事无补，反而会让局面更差。
比如原本对他颇为尊敬的地方官员也渐渐疏远了他。
看来是自己写信的事情惹治儿不高兴了。
于是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
年近古稀的他，精力也不行了。
一想开。
瞬间豁然开朗。
这时候，他突然发觉，这里并没有想象之中的苦。
姚州气候宜人，就适合自己这样的老年人。甚至有些惬意。
他不需要做事，毕竟是大族出身，也不用担心吃喝，只是每天悠闲的骑马游玩，然后睡个午觉看看书，下午叫上小孙子一起去河滩边钓鱼，晚上一起去观星。
他体会到了含饴弄孙的快乐。
学着隐士一样，开始着书立说。
准备修修史，这时代私人修史并不禁止。
其实现在是人人皆可修史的年代。
自古以来，修史并不是正统官方的专利。因为史书的编撰属于文学活动创作的一种，即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编撰者的个人情绪影响。
对于官方修史还是私人修史更加合适，也是史学界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毕竟在二十四史之中，有一半都是私人编撰。
剩下的则是官方编纂，在官方正统承认的史书当中，私人和官方修史可谓平分秋色。
先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再有着名的前四史皆是私人编撰。所以对于私人修史究竟合适不合适很难下定论。
为了拔高自己的地位，他决定把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事情写出来。
私人修史自然夹带私货，如果编撰人对某一时期、或某一个人不满，便容易造成误判，对其的描述有所偏颇。
真正能够如司马迁一般做到公正对待的人寥寥无几。
就算是司马迁也不得不说他在有些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自己的主观好恶。
何况我们的长孙无忌大人，是出了名的小心眼。
自然而然，他竟然把许多问题说的都是李治的错。
监视长孙无忌的官员，自然会给李治汇报。
这算是李治的逆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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