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律师都做完首次陈词，接下来就是展示证据。实际上就是通过询问证人，为自己在首次陈词提到的看法做出佐证。
作为原告，而且是诽谤诉讼，林克必然要在这个环节作为证人。就算马修不将他列为证人，辩方律师也会。
而在这个环节，双方律师都可能会提供之前没出现过的证据，证明证人的证词不可作为案件的证据。
马修的第一个证人是林克在西雅图找的那个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按照程序起誓之后，马修在得到法官的许可下才开始提问。他的问题当然是倾向于林克的，比如林克的病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有什么危害等等。
心理医生的证词确实对林克很有利。
不过马修问过之后，就轮到辩方律师交叉提问了：“克里医生，从你的简历上可以证明。你从事心理医生这个职业已经有十二年了。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出现过误诊呢？”
“反对！”马修一听，马上对法官说。“辩方律师的问题，和本案没有关系！”
辩方律师却马上说：“不，这和本案有很大的关系。按照刚才证人的证词，我们需要知道原告有没有被误诊的可能，或者说误诊的几率有多大。”
“驳回反对！证人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心理医生很镇定地说：“没有。至少，我没有接到过误诊投诉。”
“但是，我这里有一份病例。”辩方律师拿出一份文件。“这是华州一位病人的病例。克里医生看看是不是你曾经治疗过的病人？”
马修看到心理医生接过病例看了一眼，脸上就是一白。他心知不妙。
只听心理医生有些发涩的声音说：“是我曾经治疗过的病人。”他不承认都不行，上面有他的签名呢。
“在这份病例中，克里医生将一位单身汉病人诊断为偏执性精神分裂。而病人杀死一名儿童后被警方逮捕，并最终自杀。疑犯自杀之前，被警方鉴定为偏执性精神障碍病人。你确实没有完全说谎，确实没人向你提出过误诊投诉。但那是因为不会有人向你进行投诉。而不是你没有误诊过。”
心理医生脑门都冒出汗来了。
辩方律师转而向法官说：“鉴于证人有明显做伪证的迹象，我要求陪审团不要将证人证词列为证据。”
法官思量了一下，同意了他的要求。要求陪审团无需理会的心理医生的证词。这让马修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林克也是有点哭笑不得。不过他真的没办法。他自己装作得了抑郁症，找了个心理医生。结果这个心理医生好像也很给力，确实误诊了。
只是他真没想到这个医生之前也有过误诊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个医生在法院作证时还说谎了。
按照美国的法律，一个证人的证词被证明有一处是伪证，那么所有证言就会被视作不可信。
那刚才心理医生证明他确实患有抑郁症的证言就变得无效了。当然，那也不是完全推翻了他曾经患有抑郁症的。因为那份病例还是证据。那克里医生依然是持有法律认可的执业证的。
接下来就是他“作证”了。
马修还是按商定的问题来问他，主要是询问他在被告发表那些没有诽谤言论之后，他受到的困扰。
辩方律师当然没那么客气：“汉斯先生，你的病例证明你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你是否确定你是因为本案所述的原因？”
“是的，我确定！”
“在之前，你确定在在本案所述的时间之前没有过相应的症状？”
“我确定没有！”
“你的确定病因是因为你承受到的社会压力？”
“是的！”
辩护律师这是拿出一份材料，说：“我记得偷税嫌疑人事件和去年你和中国签订风电时，你也同样找到了网络和舆论压力。你还记得是那两次的对你持反对态度的媒体和网民多还是本案所述的时间内多？”
按照正常来说，林克应该说“不记得了”。不过林克却想到他这么问肯定是有什么后手，说：“前两次多。”
辩方律师似乎没想到他这么说，顿了一下才继续发表他的意见：“原来原告也清楚记得，之前他面对的社会压力比我的当事人发表了不当言论之后更重。各位，我这里有一份数据。上面的数据证明，在偷税嫌疑人事件中，一共有两百二十家媒体发表了对原告具有负面影响的报道，而且相当一部分的言论非常激烈。而我的当事人发表了不当言论后，只有九十八家舆论发表了对原告发表负面影响的报道。在三年前，原告非常有斗志地和联邦税务局做了抗争。三年后，他更加成熟，却因为更轻的社会压力而换上了抑郁症。”
他说道这里，转头问林克：“汉斯先生，你是否觉得这合符常理？请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反对！”马修站起来大声说。“辩方的问题存在令人误解的用词！”常理不是法律。
法官赞同他的反对意见：“辩方律师，注意你提问的方式！”然后又对林克说。“证人无需回答这个问题！”
林克向法官颌首，说：“谢谢法官。不过辩方提出这个问题是质疑我是伪造病例，我申请当庭陈述。”
马修愣了一下，通常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在法庭上，都不会主动说任何话。这是律师在上庭之前就多次交代的。他当然也和林克说过。他实在不明白林克到底在想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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