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主要是整个官场如商场，传统的忠君报国思想改成了忠钱报党派利益。
晚明整个民风“商业思潮”过浓，整个国家“畸形经济”发展明显。
再加上，税收制度不合理、一条鞭法导致流民大增。
对于这些，明朝从皇帝到内阁再到官员，不思改变反而觉得很正常。
这些才是关键，导致明朝的实力挺大，但问题却越来越多。
这里面也有很多韦宝的因素。
晋商当中虽然没有韦宝这么出挑的人才，但实力仍然是大明最强大的。
从经济这块来说，发展了两年的天地会，即便加上控制的辽南、韦家庄、朝鲜，天地会的经济总量与晋商也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两边的差距没法计算，韦宝估摸差距至少是三十倍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五十倍！
因为晋商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整个大明的财力！
千万别说商人没那么大的本领，老晋商在明末能起到什么作用。
韦宝认为是决定性的作用，最关键的是持“晋商通敌导致明朝灭亡”观点的人根本不知道明朝的晋商是什么人。
所谓八大皇商主要是贸易商人，在晋商中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大商人”，根本接触不到“朝廷大事儿”。
包括被许多人惦记的李自成起义，商人能鼓噪起来吗。
崇祯杀袁崇焕，是商人鼓动的吗。
杀魏忠贤，是商人鼓动的吗。
同样，“八大皇商”主要是通过商贸给后金带去了粮食和武器。
问题是这些起多大作用。
就好比火器，明朝火器很牛，被人认为是灭明的重要原因，所谓的“八大皇商”运去多少门。
明朝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清捡了一个便宜而已。
就是南明的灭亡，都是因为内部不合导致，是自己不争气。
商人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晋商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没有一个像韦宝这样的人，但这帮人搞破坏绝对是好手。
晋商的主流是官僚商人，真正的商人根本不入流。
明朝晋商和清朝晋商完全不同，明朝晋商主要是盐商家族是权力家族，利用权力垄断盐业，例如张四维、王崇古家族。
清朝晋商则是贸易商、银号等。
明朝的晋商靠的是权力、垄断，清朝的晋商则靠的是巴结权力并通过自己的努力。
由此，才有老晋商、新晋商区别。
盐业改革中经几次转变，但总体上，老晋商、徽商成为“盐业主导”。
老晋商以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为代表人物。
王崇古曾经担任过兵部尚书、陕西总督掌握军事，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成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依靠的就是张四维家族的经济，张四维的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都是著名的大盐商。
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等也是大盐商。
王家、张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内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马自强的马家联姻，三家垄断整个盐业市场。
御史永郜春对此愤怒地说“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的就是张四维、王崇古两大家族。
明朝的晋商和清朝的晋商完全不同，明朝的老晋商以官僚商人为主，他们都是明朝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
然而，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导致明朝经济出现畸形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亡于官僚商人倒是可以的。
韦宝正急于离开京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更加着急了。
因为韦宝知道宁远之战啊。
韦宝虽然不熟悉历史，但宁远之战这么重要的战争还是知道的，毕竟是半个明粉。
宁远之战是1626年，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后金与明朝在宁远进行的作战。
明朝方面称之为“宁远大捷”。
此战明军取得胜利，后金军战败，这也是首次明军打败后金军。
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后金军继辽沈之战获捷后，又克广宁等40余城堡，并企图进兵山海关。
当辽西重镇广宁失陷的消息传到京师，明廷大为震惊，上下一片慌乱，袁崇焕却很镇静，独自单骑出关巡阅形势，回来后抨击那种畏敌言行，并声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面对后金的凌厉攻势，明辽东经略王在晋等人主张退守山海关，而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则主张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得到前往山海关巡视的明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支持。
不久，明廷任用孙承宗取代王在晋。
1623年，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九月，孙承宗命袁崇焕与副总兵满桂领兵万余驻防宁远。
袁崇焕抓紧练兵屯田，按照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原则修建城堡，亲定规制，城高3丈2尺，雉高6尺，址广3丈，上广2丈4尺。
宁远城建筑成，遂为屏障山海关的军事重镇。
孙承宗和袁崇焕在辽东花了很大力气，苦心经营，才把岌岌可危的局面开始扭转过来。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夏，孙承宗采纳袁崇焕建议，派兵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城，将辽西防线向前推进200里，使宁远亦有所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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