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开放通商口岸和早期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互市是一回事。
互市做生意方面，西方列强的目的不过是赚钱而已。
而赚钱又分两方面，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卖，中国小农经济为主，不怎么买。
把中国的东西卖回欧洲。
在中国买的东西以特产和原材料为主，口岸开得多了更方便些。
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购到由厦门运去的茶叶，1644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在《茶叶的种植、质量和品质》一书中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150担直接运往英国。
1699年该公司定购的茶叶有优质绿茶300桶、武夷茶80桶。1702年该公司载运的整船茶叶，松萝茶占23，珠茶占16，武夷茶占16。
而此时绿茶和乌龙茶的出口是同时进行的。
1751-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1678余万千克。
其中武夷茶2363万磅，1063.35万千克，占总输入量的63.3%，可见这时期输入英国的茶叶以武夷为主，平均每年约100万千克左右。
在英国武夷茶被誉为“东方美人”。
交通由于海禁，中国的外贸全部集中在广州，而闽茶如果要运到广州，虽然最简单的就是海运，但事实上却必须经北江水路至广州出。
但是，清末灭白莲教时加的捐租，非常高，对于闽茶盘剥很重。
此前英人已希望开福建口岸，直接海运时，但被拒绝。
1684年，康熙23年开海禁，外国人多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通商。
其时已有海关监督，粤海关为内务府派人，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浙海关及江海关由各省巡抚兼，即“皇商”、“总督商”、“将军商”、“巡抚商”，不一而足。
但各地管理并不规范，各种陋规甚多，因此外商先侧重厦门，后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并因此衍生出十三行格局。
到1756年，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由此过往，应该也是外国人选择口岸的原因之一。
厦门是亚洲最大的猪仔，奴隶，华工贸易中心，目的地是美国旧金山，古巴，南美等地。
鸦片战争前已经是最大规模的非法偷渡港口，战争后则是合法奴隶贸易，要不开放厦门干什么。
所以当美国打完南北战争，黑奴们被解放出来后，厦门就开始衰落了。
至于福州，西方人进口中国的茶叶主要是红茶，福建武夷山附近的大红袍和正山小种，老外不喜欢喝绿茶，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红茶品种。
武夷山在闽北，附近山多，只能通过福州出口。
但是，当印度的种茶业兴起之后，比如阿萨姆和斯里兰卡红茶，因为采取了机器炒茶并且免税，因此出口到英国价格要低很多，口味也不差。
以后，英国人就很少在福州买茶了，其他欧洲国家更喜欢喝咖啡喝啤酒。
没有红茶出口，福州也就衰落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仅仅为通商口岸一地、一区之得失而伤及国家、民族之根本。
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并且以主权换来的繁荣，以尊严舔来的经济，是带着血的。
当时的通商口岸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
经济上被侵吞，那么政治必然会被操纵，民族也必然会被同化。
为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这是极端不可取的。
当时的有识之士正是认识到一点才极力阻挠开放通商口岸。
就拿当时的商埠和通商口岸的区别来说。
何谓商埠，商埠就是由中国开办的类似于后世的经济特区，那是有主权和治权的正当经济交往的地方。
而通商口岸只是在中国地盘上开办，但中国并不享有主权，中国只是个傀儡。
所以开明的大臣支持自来商埠，而不是被迫打开，设立通商口岸的。
所以，通商口岸并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民族情感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
因此通商口岸不宜多开，相反，在当时，主要任务是阻止通商口岸的开办。
因为要融入世界市场，借助国际潮流发展自身且双方关系平等，满清开埠时双方关系不平等。
韦宝肚子里有很多话要对张维贤说，张维贤也一样。
韦宝觉得他要向张维贤说清楚大明开放通商口岸的好处，至少得花费两三天，至少得占用二十个工作小时。
张维贤也差不多是这样想的，所以造成两个人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道从何开始。
“小宝啊，你如果真的把我当爹，你就给我透一个实底，你到底想要什么？”张维贤道：“凭你现在打下的底子，既占了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这么大一片土地，又在辽东取得了绝对的实权，比当年的李成梁都有实力，你已经很遭人嫉妒了，还不赶紧闷头把手头的东西捂热乎了，还敢再做遭人嫉恨的事？若是再让海防总督衙门控制了那么多通商口岸，控制了大明所有的水师，大明天下，岂不有一成到两成都变成了姓韦的了？那时候，岂不天下人都要嫉妒你？一个被天下人嫉妒的人，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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