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教育组的集训会上，于德长得到了一个大好的消息，领导决定推荐他到师范学校去深造。他高兴极了，因为这是自己梦寝以求的去大学学习的唯一机会呀，德长回到家里将这一喜讯告诉了父亲于熟权，父亲说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德长问父亲对此有何看法。
父亲告诉他，读大学是好事，可是德长如果走了，家里怎么办，三爷于熟田就没有人料理了，还有几年的零用钱从那里来，反正他现在没有能力供给，因为家中大小的事儿是都是晚娘当家，前次为定婚出钱的事儿，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她说德长是过立之子，不应该连累她们。
德长说，没钱是事实，但不是首要的，他自己到时再想办法。
于熟权又说，一月两月可以想办法，几年的办法如何想，还有如果走了，杨晓燕怎么办，一个大姑娘还能等他几年吗。
这一下德长真的遇上了头痛的事儿，是呀自己走了杨晓燕是不好安置，那匡学章不是正在打她的主意吗，这个大坏蛋想出的事，就干得出来。这时德长真的犹豫了，他反复一想，决定还是要放弃升学，决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入了魔掌，决不能为了个人的前途而忘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要担当起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和维护这个家庭，照顾好年迈长辈的全部义务。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迫使于德长放弃了这一难得的上大学深造的机会。
于熟权见儿子同意了自己的意见，安慰地说：“你读了大学也是教书，现在也是教书，读与不读都是一样的，就把这次机会让给垸下的德时吧！他跟你是同年，又都是高中毕业，现在还闲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就成全他吧，反正都是堂兄弟，算是你为别人做了一次大好事，做好事的人终究是有回报的。
于德长虽然同意了父亲意见，但是通过这一件事后，他彻底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他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十分关心孩子们进步、一心为孩子们着想的父亲了。德长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还活着，这一次读大学的机会她肯定会是坚决支持的，自己的那些顾虑，她也一定会帮忙想法子解决的。想毕，他跑到后山上的那棵银杏树下，痛苦地大哭了一场。
横山大队的干部重新调整了一次职位。匡学章升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级领导指示从现在起，应该提拔年轻的人出来挑重担，上了年纪的人都必须退位。匡学章趁机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组阁，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熟权首先就被列为退位的头号人选，后来在上级领导和同事们的力保之下，才没有回家生产，他被安排在大队的经销店里当了一名临时代销员。
代销员这一职业的责任很重，他所经销的商品，都是公社的供销合作社提供的，供销社按照销售的数量给予一定的手续费，这笔手续费就直接交给大队革委会，大队革委会则按手续费的多少，折算成工分作为代销员的工资报酬。为了挣到更多的工分，代销员必须满负荷地进货和卖货。这里因为交通闭塞，没有公路，进货全靠人工搬运，白天全天候的奔波，晚上还必须坚守岗位，防止坏人偷盗了国家财产，因此责任十分重大。
于熟权本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自从担任了代销员的职责后，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由于长期没有回家，家中竟乱成了一锅粥。德济他们母子之间常常为一些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德济本来是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恰逢从这一年起学校恢复了高考，由于常常衣食不保，加上心里有压力，他竟以七分之差落选了。德济曾找父亲要求补习一年再考，可是遭到文玉兰的阻挠。为了此事德济常常闹情绪，他经常在家里睡大觉，拒绝上工去劳动。文玉兰见德济在家睡的多，做的少，干脆不准他吃饭，每餐煮得少少的，餐后一点也不留下。德济本来生得脾气倔犟，双方的矛盾因此不断地在升级。恰在这个时候，他们家里又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儿。
这天中午文玉兰收工回来，在路上捡到了一小捆，社员在收获途中掉下来的黄豆禾桔，按常理她认为掉在路上的一点禾秸算不了什么，她便拿回家中拨了，并制成了中午的菜食。谁知这事被当时在场的四嫂有意夸大，并将这事密报给小队长于熟华。
于熟华一听就大怒道：“好哇！敢偷集体的东西，这事必须从严处理。”他甚怒之下，直接跑到文玉兰的家里，将桌子上放着的装着黄豆的碗，以及地面上的黄豆杆秸一起拿去，放在小队的会议室门前展览，并扬言要在晚上召开群众会，批斗文玉兰偷盗集体财产的行为。
文玉兰得到这个消息后，带着小德怀跑回娘家去了，走的时候留了一张条子给于熟权，条子上说，这样的日子她已经没法过了，现在于家所的有人都在欺负她。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她实在支撑不住了，叫于熟权再也不要去找她，她再也不会回于家垸了。
于熟权看到条子后，了解了一下当时的情况，真的没有及时去找文玉兰，想让妻子避一避风头，消消气，他自己则亲自登上于熟华的门，要为文玉兰洗清冤屈，说文玉兰捡了那幺一点禾秸，根本值不得于熟华这样小题大作。而于熟华说，全小队一百多号人，这人一把，那人一把，他该如何应付。于熟权说，文玉兰是在路上捡的，不是在集体的地里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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