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于熟权那天抱回德心之后，于熟华由于自己的那一种畸型心理在作怪，一直怀恨在心，发誓要与于熟权彻底划清界线，还要与他斗争到底。这时，横山大队的各个生产小队，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造反派组织将各个生产小队的干部，统统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于熟华由于经常数落于熟权而被大队的造反派们看重，认为他是革命组织应该重用的对象，因此还需要他继续担任所在小队的小队长。
于熟华自此之后，在工作组的干预之下，迅速改变了原来的领导方式。一切都改成一盘棋，齐步走军事化的行动格局。无论是开会、生产劳动，还是搞运动，都是要雷厉风行的，如果有人违犯了他的规定，就要遭到他的严厉惩处，轻则挨骂，倒扣工分，重则要作检讨，被批斗。
于熟权本来身体不好，加之精神上的压力和家庭负担过大，要完全按照于熟华的规定做，那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说出工吧，于熟权就不行，他的家务事多，每天都要挑水砍柴，女儿凤姿毕竟还是个小孩，别人家的同龄女孩这时还在上学读书呢，有在家里的也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当然也是什么都不会做，而于熟权家里的那些繁重的活都必须由他亲自做。
其他家庭的男人把碗筷一放就可以出工，家中的事儿就交给了老婆，收工回家时可以立即就餐，吃现成的饭，因为老婆已将饭菜全都做好了。
这时候的女人虽然也要天天出勤参加生产劳动，但是生产队长在安排工种时是很有名堂的，此时的小队干部大都头脑简单，也很势利，他们会将不同的对象安排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有些事项轻松得很，有的则十分繁重。
这个时候的生产队里不合理的情况是比比皆是，大家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大家都不敢说，更不要说能让人争辩，故大家都说，小队里的干部都不能得罪，“得罪了队长干重活，得罪了保管挨秤砣，得罪了会计用笔戳。”这时的干群关系的确紧张到了十分危机的程度，干部的恶劣作风已经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人民群众生存的政治环境是多么的阴暗罗。
于熟权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以及为过立德心的事曾经得罪了小队长于熟华，自然在各个方面不仅都不能享受优待和照顾，反而常常会遭到了他的打压和刁难。对于这些不公正的待遇，对于于熟权来说是不可能改善的，所有的一切，他只能是听天由命，全部忍受着了事。
那些掌握着一定权力的人，还学会了古代的诛连术，他们不仅打压于熟权，还蔑视于熟权的儿女，而且这种蔑视是全方位全天候的。
在这样的一种逆境之中，逼得于熟权的儿女们提前懂得了许多事情，他们比其他家庭的孩子更成熟了一些，既学会了抗争，学会了自立，还培养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的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学校里完全处于停课状态，学生到学校里去根本没有上文化知识课，因为书店里不提供学生用的课本了，上级要求学校都要停课闹革命，因此，这一段大家都是离开经书打胡说。横山大队的学校教师可算是别出心裁，为了尽一尽自己的授课之责，让学生多认识一些字，他们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便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决定把国家领导人的语录当教材，按照顺序把《一百条》、《老三篇》、《总正本》分别依次地教给学生读认，接着要求记，最后要还应背。对外面声称，要在学校里掀起学习政治的热潮来。老师们的这一着的确高明，他们这样做既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又没有让大队的红卫兵抓住什么把柄，而且学校还当上了各级文革部门的典型，成为他们讲话的内容和素材。
于德长这一段怄了不少气，回家干活工分少，人家说他是走资派的子弟，待遇报酬就应该比别人低。在学校里他也是处处受气，同学们也把他当靶子，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都比别人要低一等，因此，平时与人相处时，统统都得让人家三分，侧着身子走路。现在学校开课了，既然背毛主席语录也可以当先进，那就好说，这不正是自己的强项吗，做别事比不过人家，可读书这方面自己可是比别人强多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扭转被动的局面，于德长又回到了原来上课时的精神状态，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背诵老师安排的所有学过的内容。这一下好了，有说服力了，从此同学们再也不好欺负他了。同时，一直怜爱着他的老师们还向上级反映了他的情况，上级教育部门的领导经当面验证吃惊地完全信服了，决定将于德长评为全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抽到上面的学校里去培训学习。这一下于德长周围人的脸上都抹上了一层好看的光彩，于德长本人也因此开始小有名气。老师还破例地提升他为路队长。
路队长的职责是对同一个方向的同学们，在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要带领他们尽早回家，不能打架吵嘴，还要负责同学们路途中的安全，因为大山里孩子的家与学校的路程是很远很远的，如果最远的小同学没有大一些年龄的同学护送回家，一旦贪玩天黑，那是很危险的。于德长自当上了路长之后，对他这个路队的同学们十分负责，对那些走不动的小同学总是牵着手走，有的确实走不动的，还会背一背，对个别单个偏僻的小同学还要个别护送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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