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子女不要太功利，南北朝时大教育家颜子推，写有《颜氏家训》一书。有个官员曾告诉他：“我有个儿子，已有十七岁，很会写奏札，教他讲鲜卑语、弹奏琵琶，差不多都学会了，凭这些本事来服侍三公九卿，一定会得到宠爱，会有个好前途。”
颜氏不语，回来后教育子女们说：“奇怪啊，这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儿子！就算靠这样来做到卿相，我也不愿让你们去干的。”
做父母的都担心下一代越来越娇气、越来越不能吃苦，甚至觉得整个社会都是“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多数时候，社会总是在往前发展的，很多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西汉宣帝时，宣帝重法家，太子柔仁、好儒道。宣帝总看不上这个太子，曾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后来太子做了皇帝，同样也看不上自己的太子，太子刘骜少不经事，不够有爱心，元帝恨恨地说：“哪有人不仁慈而能做好皇帝的！”
历史上唐玄宗一家人吃饭，玄宗让儿子李亨切熟羊腿。李亨切完后，手上沾满油，就随手拿起一张饼，把手擦干净。玄宗在一边看得直皱眉，李亨察觉了，赶紧拿起擦手的饼，放嘴里吃起来。玄宗这才开心，教训儿子说：“福当如是惜！”
清朝人张英，在朝廷做宰相。老家跟邻居因为房基地发生纠纷，邻居因为扩建房子，占了张家三尺地，张家不服气，官司打到县衙里。张英知道这事后，没有凭借官威向县衙施压，而是写了一封信给母亲，信里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劝母亲何必为了三尺地而打官司，万里长城今天依然屹立，但谁还记得长城当年的主人秦始皇呢！邻居听说此事后，很惭愧，不仅退回三尺地，还主动再让三尺地，两家间就形成六尺宽的巷子，后人美称“六尺巷”。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想要孩子勤奋，做父母的自己就不能懒散，想要孩子诚实，做父母的自己就不要张嘴瞎话来。
《颜氏家训》说：“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感叹：“只要一家和谐平安，就算缺衣少食，也会觉得快乐。”
家庭和谐是生活快乐的根基、源泉，身处硝烟弥漫家庭内的人，无论做多大官，赚多少钱，都不可能真正快乐。
明朝徐溥，官至首辅，名声很好。据说徐溥为了修养自己的品德，自小开始就立了一规矩：准备两个瓶子，一瓶装黑豆、一瓶装黄豆；每当做了一件善事，就投一黄豆；做了不好的事或者动了坏念头、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就投一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但长期坚持下来，黄豆远远多于了黑豆。
清代林则徐有一幅训子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损其过。”希望儿孙自强自立，不要做啃老族。
郑板桥是清朝“扬州八怪”之一，他的教育理念是：“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因为在外做官，孩子放在弟弟家带着，郑板桥交代弟弟，一定要严格要求小孩，和仆人的子女平等对待：“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
曾国藩是清末湘军首领。他权管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他的儿子可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
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曾纪鸿虽不幸早死，但其研究古算学亦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才，孙辈还出了曾广均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对“官二代”的毛病深有警惕，多次严词训诫儿子们不要学歪风邪气：“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考试时，曾国藩又特别写信告诫：出门在外，一定要谦谨，万不可张扬，考试前也不要去拜访州县官员。
曾国藩祖训八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其中蔬、鱼、猪是中国古代农村的生活内容。其他几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书，就是读书，读书是为了明晓道理；早，就是早起，不贪恋被窝之舒适；扫，就是扫除，勤劳；考，就是祭祀，孝顺先人和父母；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与人愉快相处，这是居家的至宝。
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方面，总结了一个“八本”理论：读书以训诂为本，即要求老老实实读书，不耍滑头；作诗文以声调为本，诗文不要求花哨；侍奉长辈以让其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怒为本；立身以诚信为本；持家以勤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可说是涵括了曾国藩的读书求学经验和做人处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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