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上，在付出了三千余伤亡之后，日军在发动攻击的第五天，终于迫近了石牌要塞的核心阵地。
既是核心阵地，中国军队肯定是配备了足够的兵力和火力，而且阵地正面和纵深宽大，在山高路险的地势下日军很难进行迂回，只得以不惜代价的重兵投入和集团冲锋，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来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虽然日军的空中支援已被中央空军和四航司有效抑制，但日军的地面炮兵较中国军队还是具有相当的优势，两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再加一个山炮兵旅团的火炮总共有近三百门，以十几门几十门为一个集群，几轮射击就可覆盖中国军队阵地几百平方米的范围，给十八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由于是在山区，空中对地面的打击效果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四航司还是有能力和手段对日军炮兵给予沉重打击。
但谢昌云不准。他必须让日军保存能够西进的实力，不但如此，就连日军的后方补给线，谢昌云现在也不许进行任何袭扰。
当然如果石牌要塞不保，谢昌云即刻就会变化手段。但他还是相信十八军能如前世同出一辙的稳守石牌，毕竟十八军目前的实力比前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以后几天，十八军与日军在石牌一带展开了殊死拼杀，其军长胡琏和各师师长都亲临一线阵地督战，有的团长营长甚至直接参加了白刃战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将自己的指挥部与吴奇伟的江防军指挥部合并一处，设在了距石牌只有二十多公里处就近指挥，蒋介石更是连番的电报命令必须死守阵地。
而重庆广播电台和各报纸，对前线将士不畏生死、英勇御敌的行为做了广泛的宣传，其惨烈和豪情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日军付出了数千人的代价，但仍对石牌要塞不能撼动，不得不考虑起了另外的打算。
就在这时，绥远的大批中国军队渡过黄河，向绥远东部和东北部的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出击。
中国战场再次出现了敌我双方在不同的战线上各打各的局面。
这次中国军队在绥远摆开的阵容十分强大，在傅作义部提前迂回到了乌兰察布东面、切断了乌兰察布与察哈尔的张家口的通路的情况下，以骑二军两个师为主的突击部队，渡过黄河后仅用两天就攻占了乌兰察布，消灭日伪军六千余人。
接着，中国军队又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直指张家口并威胁大同，一路向东北进入察哈尔的锡林格勒草原，逐一肃清盘踞在各旗县的日伪军。
面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日本华北方面军和蒙疆驻屯军迅速的采取了对策，一方面以重兵布置于张家口大同一线，另一方面又调集了三万余人马驰援锡林格勒，试图在这一代建立一条南北走向的防御线，阻挡中国军队向察哈尔东部甚至是热河的进一步深入，在击退中国军队左翼的进攻之后，与张家口和大同的守军一起对中国军队右翼集群展开合围。
但日军绝没有料到，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佯动，另一支更为精锐的中国军队此时已由北面进入了外蒙古，在深入外蒙古两百多公里之后转向东行进，在地势平缓的大草原上以每天近两百公里的速度向锡林格勒实施大范围战役迂回。
外蒙古的南部与西部不同，由于这里有日军蒙疆驻屯军的威胁，所以外蒙古在这一带设立了许多哨所，并有小股的骑兵不断进行巡逻。
所以，新一军和骑二军的一个师刚一进入外蒙古，很快就被外蒙古军队所发现，并且发生了十几起小规模的战斗。
外蒙古为数不多的骑兵哪里阻拦得住猛虎扑羊般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差不多的战斗都是以外蒙军队被迅速包围后缴械投降而很快结束了。
不过，中国军队大举进入外蒙古的情况，也被迅速的报告到了外蒙古政府以及苏联驻外蒙古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手中。
自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协定》之后，为了避免引发军事冲突，苏联在外蒙古的军事力量主动向后撤离一段距离，在与绥远和察哈尔交界处并无兵力驻守，只有少量的顾问随外蒙古“边防军”留在那一带。
去年八月份中国军队曾进入外蒙古西部，当时一是因为获悉消息晚，而是因为外蒙古西部多为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等苏联和外蒙古派人核实清楚情况之后，中国军队已经主动离开外蒙古进入了新疆，所以苏蒙当局也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装聋作哑并未提出抗议和交涉。
但这次中国军队再次进入外蒙古，不仅声势浩大，而且还发生了战斗，所经之处又是外蒙古人口较集中区域，不仅触及到了苏联对外蒙古问题敏感的神经，更有使这一代本来稳定的局势有失控的可能，所以苏联和外蒙古当局不可能再等闲视之了。
苏联和外蒙古当局不知事情起因，不可能找到策划者谢昌云，只有将“抗议”和谴责提交给了中国国民政府。
同时在库伦一带的苏联红军远东部队的两个师，也紧急被向南调动，战斗机和侦察机也频频对挺进中的中国军队进行了侦察和警示。
但中国的战斗机也随即开始了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双方的飞机时有交错，但谁都没有向对方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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