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区“军号”行动的主体任务，以六十四军二零九师八月二日乘火车抵达顺化而告结束，然后就是部队的按驻防及守备地点进行展开了。
谢昌云计划是以六十四军和新五军以集团形式分别驻扎于中圻和北圻，三个暂编独立师分散于各地担任地方守备，新二军则撤回境内暂时驻扎在凭祥一带，作为战区预备队，担任随时支援钦州和印度支那的机动力量。
整个行动初步统计共击毙法军三百八十一人，安南军一百二十四人；收缴法军轻重机枪两千七百七十余挺、冲锋枪一千八百余支、火炮（含迫击炮、战防炮）三百五十余门、坦克装甲车七十二辆、飞机二十六架、巡洋舰两艘、驱逐舰五艘、运输机两艘、登陆舰两艘、炮艇八艘、扫雷艇两艘；另有浮桥器材、机械、车辆等一大批。
加上五百万法郎的赔款和第一个月的住军费十二点五万英镑，四战区所获钱物折合法币五千六百八十余万元，为历次作战的最大收获，把陈济棠等笑得嘴都合不拢，联勤司令王相礼更是让手下把算盘拨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陈济棠等怎么都不肯对谢昌云让步了，硬是给何欣怡申报了一枚三等宝鼎勋章。
宝鼎勋章非指挥或作战军人极难获得，其中三等为校官可获最高等级。这枚勋章申报到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没有不批准的道理。
但蒋介石也是苦乐兼半！
几乎是兵不刃血拿下了安南大半的实际控制权、可保国际通道继续畅通、使国人扬眉吐气都是最大佳绩，他这个一国统帅也为此脸上有光。
但千算万算，可就没有算到四战区对西方洋人也敢痛下杀手，把所有精锐兵种全都用上了，两天多时间就打得法国殖民当局俯首称臣，几乎是要什么条件就答应什么条件，让四战区前先一步把好处差不多全给捞跑了！
哪怕只得其中一半，这也是个惊人的数字呀！
但国防委员会有话在先，而且除了外交上应付几句之外，其他方面几乎没出半点力。蒋介石和一帮军政大员们虽然看着眼红，但却无法开这个口。
要怪只能怪国民政府派去的官员到的太晚，成就了何欣怡的功劳。
不过说太晚也是相对而言，实际就差了半天时间。民国政府的官员总不能跑到最前面去面对枪林弹雨吧！
对中央政府的文官来说，落在第一辆坦克后面几十公里，已可以称得上是置生死于度外的空前壮举了！
国民政府好歹还落了个名。可是桂林行营主任张发奎，兴师动众的搞了一个行营指挥所跑到南宁，什么也调度不了不说，就是连前线的战事也无法及时获得，大部情况下只能从何欣怡播出的战报里与全国听众同步。而且各地媒体、包括广西本地的报纸在内，基本就没有提到过桂林行营什么事，只有张发奎自己主动在广西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讲话。
陈济棠、黄旭初等为了后方保障与张发奎同在南宁，但却几乎没有往来，美其名曰：“太忙！”
张发奎想到前线去，可看到四战区连副司令长官都没有去一个，估计自己去了路上顺不顺还很难讲，到了前线怕是更没有人理会了，而且在途中联络不便，更是两眼摸黑，于是只得作罢。
别看桂林行营表面上指导着第三、第四、第九这三个大战区的作战，但实际上对哪一个战区都插不进手，想布置作战任务别人不听，别人想打仗最多是把作战计划定出来以后礼貌的来个电报通知一下，行营这里还没弄明白那边就已经开打了。
张发奎之前曾屡屡以书信或视察的方式，试图对四战区的将领进行分化拉拢，想着都是老乡、同学，有些还是昔日的部下，这些人多少会有一些亲近表示，这样说不定就可以在四战区另树一个粤系山头起来。可谁知这些将领在一起吃吃喝喝还行，但一涉及敏感话题便一个个找着各种借口躲到一边去了。
张发奎另一个手法就是利用昔日北伐铁军的影响，招揽了一批广东籍的没落政客聚集于桂林，不断鼓吹广东应广纳贤达、扩大参政机构人数和权力，甚至还抛出了一个洋洋十余万字的“广东二十年发展方略”，以空中阁楼式的描绘来吸引广东各界的附庸。
陈济棠与之对应的策略是借以谴责汪精卫背弃祖先、卖国求荣的行径，发起了一个“广东海内外人士誓死抗日宣言”征名运动，一个多月内竟收集到了四百余万在四战区之外的广东籍各界人士的呼应，电报、电话、信件雪片般的飞向韶关，有的干脆就在当地报纸上刊登集体签名。
一些诸如宋氏三姐妹、宋子文、王宠惠等现今的炙手人物，极有声望的何香凝女士，甚至包括寓居海外的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昔日与陈济棠有隙的知名人士，新四军军长叶挺、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都响应了这一活动。
见有宋美龄撑腰，薛岳、蔡廷锴、罗卓英、吴奇伟等三十余名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籍高级将领也随之附和。
有这个能与日见兴盛的老家保持关系、并且留下一条后路的机会谁也不愿意错过。
这件事带有很大的本地色彩，谢昌云不便参与进来，但其中那些实权或中间人物多有为他抬桩的目的，各自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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