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三月三日下午三点半钟收到了蒋介石请毛泽东赴南岳会谈的邀请。
经毛泽东、张闻天等紧急碰面之后，晚上七点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大部分与会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表示不能答应蒋介石请毛泽东赴南岳会面的邀请，同时也建议取消原来做出的同意毛泽东前往广东的决定。
也有诸如张闻天等少数人，倾向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就全国抗战局势和国共双方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商榷。
虽然是少数，但其中差不多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与多为列席人员为主的反对者也算是势均力敌。
归结到最后，实际上就要看毛泽东自己的态度了。
对自己赴西安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并不十分担心，蒋介石目前的策略是在稳定抗战大局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限制共产党的发展，而且还有自己学生谢昌云的制约，所以毛泽东料定蒋介石目前还不敢起谋害之心。
毛泽东所要考虑的是去与不去两种选择，对共产党所会产生的利弊。
所以毛泽东抽了大半包香烟、见会议仍然没有统一意见之后，便提出来道：“我感谢同志们对我的安全的关心，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我建议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以便我们能集中精力来研究其它方面。本来只是一个赴广东和赣南参观的事情，现在却弄到了国共两党对消除内战的态度如何的高度上来了，我们还有退路吗？是在政治上避免被动、还是通过较量来赢得主动？请同志们摆摆你们的道理，加以认真的分析判断。”
从毛泽东的话意中，其实已经可以听出他的倾向。
毛泽东刚说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就道：“我刚才又思考了一下，除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些因素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像谢昌云这样坚定支持我们党的党外同志或朋友的感受，他能不怕国民党的猜疑请毛泽东同志赴广东，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因蒋介石设置的障碍而退缩，无疑会对谢昌云造成很大不利。而谢昌云又是党外能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最大的一支力量，如果我们连他的处境都可以不顾，就会给赞成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带来各种疑虑，使之由积极态度转而变为观望态度，使我党已经开创的局面受到严重削弱。”
张闻天也接着道：“去年下半年以来，国民党逐步加强了对我们各根据地的封锁，在其控制区也对我党活动加以多方限制，但是唯独陕甘宁特区是个例外。究其原因，除了我党反击国民党进攻的态度坚决之外，特区具有开放的经济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了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军事手段相结合向外发展，是我们打破国民党封锁和限制的最佳方式。泽东同志赴广东参观考察，是我们在政治上打破国民党封锁的一个主动出击，蒋介石提出要在这之前与泽东同志会面，是对我们出击所做出的堵截。是击破他们的堵截、还是退回到我们的出发地，两者之间的结果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王稼祥和张闻天对自己观点所做的进一步说明，比他们一开始所做的发言更深入了一些，道理非常的充足，引起了许多人都注意和重新思考。
而王明虽然已经无力再与毛泽东争夺中共领袖地位，但依然保持着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态度，于是他向周围看了一下，以高出其他人的声音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道：“虽然泽东同志与蒋介石会谈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如果什么也谈不成，我们反而会重新陷于被动，与其没有让会谈取得成功的把握，我们还不如不走这一步。而且去广东也是同样，只是去走一走看一看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谢昌云在广东搞的那一套能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借鉴的？难道还能比苏联的经验更好吗？”
原先反对的人当中，有几个人因为毛泽东排除了安全因素暂不考虑，正感到拿不出有力的理由来坚持自己的意见，现在经王明的提示立刻找到了依据，于是从另一方面又活跃起来。
会议再次陷入激烈争执当中。
毛泽东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不悦。这几个人虽然是出于各种打算无意当中附和了王明，甚至有继续担心毛泽东安全的因素在里面，但对于这种在关键时刻掌握不住根本立场的人，毛泽东还是决定敲打一下他们。
只见毛泽东使劲的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将将吸进腹中的烟气一吐而尽道：“苏联的那些我们学不起，也没有那个环境来学。苏联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前，俄国就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业和产业工人队伍，但我们的革命主要依赖的是广大的农民，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正是根据我们和苏联在革命的基础力量和对象存在很大不同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谢昌云所推行的做法既有分歧、但也有相近的地方，有什么不可以互相借鉴的呢？要是按王明同志的说法，我们和南华公司搞的那些联营体岂不是要解散？或者是干脆把它夺过来算了，让我们共产党不但成为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官僚资本主义的敌人，还要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我看到了那一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捆住了，蒋介石也不用和我们坐在一起来谈了。至于我们这次和蒋介石谈什么、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这与谈不谈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有些同志不主张谈，这是变相的逃跑主义，因为你们害怕与国民党的另一种形式的斗争；有些同志认为通过谈判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因为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反攻立场。这两种观点我们都要反对。我们答应蒋介石，等于是避免了政治上的被动；在会谈中提出我们的最基本要求、公开申明我们最基本的纲领，则是取得进一步主动权的必要手段。至于蒋介石会不会让步、会让多大的步？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但是从策略上来说，也不是不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利益。西安事变时，我们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把它改为了联蒋抗日，因而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而且对这一点全党是有一致共识的。因此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是我们最根本的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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