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回延安去了一个多月的周恩来又回到武汉，第二天便以祝贺和慰问为由来到了第九战区长官部。
陈诚有意没有露面，以给周恩来一人独尊的体面。
九战区长官部的十余位少将以上军官差不多都是黄埔前四期的学生，对周恩来都持以学生见师之礼，一个个肃立一旁毕恭毕敬，丝毫让人感觉不出有两党之别。
听取了谢昌云的简要汇报，周恩来对九战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勉励。众人都清楚周主任与谢昌云的特殊关系，所以把面上的事做完之后就都自觉的回避了。
而周恩来从延安回来确实是有重要事情要向谢昌云通报，因考虑到谢昌云军务繁忙，所以便主动上门来了。
在谢昌云的办公室里坐下来之后，周恩来见进来问好和倒茶的王秋，便微笑着和她说了说了几句话。
整个中共内部清楚王秋真实身份的人极少，而王秋离开延安之后只与周恩来发生单线联系，所以在长江局也只有周恩来夫妇知道，
但所谓单线联系也只不过何欣怡按谢昌云的吩咐以看望邓颖超为由，带着王秋去周恩来在珞珈山的住所去过两次，并在那里吃过一顿饭。
周恩来除了向王秋了解了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并对她做了一些勉励之外，并没有给王秋安排任何其他的任务。
王秋曾主动汇报过谢茂学夫妇收她为义女一事，中共也另有秘密渠道可获知王秋和谢昌云之间的关系已发展的非同一般。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清楚，在王秋的使用如果上一旦让谢昌云产生了误会、或是让国民党特务抓住了把柄，不但再无可能换一个人到谢昌云身边，而且整个事情处理起来还会相当的麻烦。
所以中共一直把王秋的作用限制在了仅是掌握与谢昌云之间联系的密码上面。
等王秋出去以后，周恩来才转入正题道：“昌云同志，我是受中共中央常委和毛泽东、张闻天同志的委托，特意前来想你通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精神。王稼祥同志八月份从苏联回来时，带来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应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解决团结问题’的指示，为此中央决定召开了六中全会，一方面统一党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总结抗战一年多以来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指示，拥护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最高领导人。但鉴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自已主要精力仍应放在军事工作方面、希望由张闻天同志继续担任总书记的建议，所以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为党内实际最高领导人只在会议上进行了明确，而暂不做组织程序上的变动。此外，中央还决定免去王明同志的长江局书记的职务，留在延安担任其他工作，由我暂时主持长江局工作。我离开延安的时候会议还在继续，但主要的议题都已经完成。昌云同志，关于我党六中全会的情况，我就向你通报到此。”
谢昌云道：“感谢周副主席！感谢中共中央对我的信任！同时我也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在历尽坎坷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领导核心！”
本来谢昌云还想加上一句“可惜这是外国人的指示。”但最后想想还是忍住了。
中共很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而且也不得不说自一九三五年之后，共产国际每在重要时刻的指示，确实为中共制定正确的策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所以谢昌云一方面很反感这种外国人领导或指导他国政党的做法，一方面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国际里确实有高人。
其实周恩来的目的也就是做个通报，以体现中共与谢昌云的特殊关系，并不想就此问题和谢昌云进行讨论。
所以见到谢昌云言简意赅的表达出了他对六中全会实质精神的领会，而并没有涉及更多，周恩来便在心里给了谢昌云很高的赞许。
接着周恩来又道：“昌云，你在给主席的电报中谈到了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后，除了华南方向之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将转入相持阶段，中央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对你提到的转入相持阶段之后，敌后战场的压力就会显著增大，同时国共的矛盾将重新突出，建议我们应该适当调整根据地和军队扩展的速度，着重加强对现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以及民生方面的改善，提高军队素质，并且及早与国民党就活动区域举行谈判等问题，党内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这方面我建议你最好有机会向我党中央进行当面阐明和解释，不然容易引起一些同志对你的误解。”
周恩来的话立刻让谢昌云警觉了起来。
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不会把谢昌云发去的电报中对中共在重要方针政策方面的建议内容透露出去，即便是透露了，也不会提到名字。
但这回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在没有给自己回电表示任何看法的情况下，就公开透露了自己的名字和两封电报的核心内容，这是为什么呢？
谢昌云感到了空前未有的困惑，但周恩来还坐在面前，暂不容他细细考虑。
于是，谢昌云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滑而过道：“周副主席的意见我一定会照办。”
但是作为长江局负责人，尤其是在长江局所负责的豫、皖、苏、浙、鄂等省的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周恩来倒真想听听谢昌云对怎么样处理独立发展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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